1931年12月14日，季振同、董振堂、赵博生等人带领着国民党原26路军的1.7万将士在宁都发动起义，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实力，原本只有约4万人的红军，在短短一夜之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。 更为关键的是，这支起义部队还带来了两万多件武器，这对当时武器短缺的苏区来说至关重要，极大地缓解了红军的战斗压力。起义后，这支部队被重新编制成红五军团，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并肩成为中央苏区的三大主力之一，当时人们形容红五军团的作用为：一军团的冲锋，三军团的包抄，五军团的大刀。
展开剩余65%当南下的部队到达卓木碉时，老张召开会议宣布另立，此时，原红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、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、红九军团的政委何长工竟然支持老张，只有董振堂坚决反对，并提出北上寻找中央，结果他遭到耳光。 为了加强对红五军的控制，老张调派自己信任的部队进入红五军，还安排亲信黄超担任军政委。那个时候，原红五军团的董振堂及其手下的指挥员们，过得非常艰难。尽管如此，中央的朱老总一再劝告他们不采取极端行动，他们最终决定跟随大部队南下。 然而，老张也未能如愿，他在百丈关遭遇惨败，无法继续前行，只好选择向西逃遁。当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，老张发现他无法得到任何支持，最终同意北上。此时，红五军团经历了这一系列波折后，再次减员。 如果红五军团能够顺利到达延安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，中央必定会大力支持他们。然而，部队还未能渡过黄河，就被国民党占据了渡口，红五军团不得不加入西路军，开始了另一场艰难的征程。 西路军初期表现不错，接连取得胜利，但由于缺乏群众支持，也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，战斗逐渐陷入困境。等到攻下高台时，部队的士气已经大幅下降，许多人意识到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梦想恐怕难以实现。 遗憾的是，西路军总部的错误部署导致红五军被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驻守高台，一部分进驻临泽，红九军则驻扎在沙河堡。由于当时红五军的人员和弹药最为短缺，这使得情况变得更为严峻。临泽和高台都是关键要地，敌人必定会全力夺取。 在这关键时刻，红五军依赖的红九军也遭遇重创，而红五军的处境更加险峻。最终，临泽和高台失守，红五军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此时，红五军只能依赖红九军的支援，但双方的力量差距过大，实在难以维持。 经过一番艰苦拼搏，红五军的残余力量终于突围，部分战士随后成功加入红30军，部分则依靠乞讨和艰苦劳作返回组织。最终，原先从宁都起义的26路军，抵达延安的仅剩下不到千人。 由于起义的核心人物季振同、董振堂、赵博生等早早牺牲，1955年时，红五军团的最高将领仅剩李达上将。而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却拥有了元帅、大将等高级军官。革命的胜利，最终是无数先烈用鲜血铺就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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